解密儿童乞讨市场利益链条 街头行乞已成帮立规

她们是我的希望/让我有继续的力量/她们是未来的希望/所有的孩子都一样/但愿我能给她一个最像天堂的地方……正如李宗盛的歌《希望》中所表现的，孩子的生活应该是幸福而充满希望的。然而，近日在网络微博里那些乞讨的孩子们却与歌中的孩子有着天壤之别。

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市民怜悯心理，胁迫组织儿童进行乞讨，以达到敛取不义之财的目的。这不仅败坏了社会风气，而且深深伤害了儿童脆弱的心灵，更为法律所不容。2011年1月25日，由微博发起的“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行动，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关注。一些曾参与打拐行动的警方分析，拐卖儿童的集团内部分工越来越明晰，已形成了诱骗、收购、运送、“零售”等“一条龙”的拐卖链条。受利益驱使，拐卖儿童、胁迫儿童行乞等不法行为日渐增多。这其中也反映出，未成年人监管工作的缺失，建立健全未成年人保障机制，关注关爱未成年人成长，迫在眉睫。

多数乞儿屡进收容站 记者从哈尔滨市救助管理站了解到，每年在哈市街头独立乞讨的儿童有近20名。“这不包括那些抱孩子乞讨的情况。沿街乞讨的孩子有的被群众发现，通过警方，或自投进入救助站。但有的孩子在长期的流浪生活中形成了较为顽劣的性格，进站次数频繁。”副站长张岩峰认为，民政部门和社会上的爱心组织对流浪儿童进行救助，其最终目的是希望孩子“回归家庭”。在救助站等部门只是短暂停留，对其进行文化、心理、生活技能等培训也只是权宜之计。“只是希望孩子在站里有事可做，不至于再流入社会。”张副站长强调，对于未成年流浪者采取的保护性救助并未列入相关的管理办法内，针对流浪儿童的相关法规也仍处于空白阶段。

“各地市的救助站在实际工作中总结出来的保护性救助、关爱性救助，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儿童流落街头的现状，这是一个需要全社会参与的系统工程。”张岩峰认为，“保护性救助措施”的外延太大，但目前国家在规范儿童救助场所建设方面已有相应的要求，对受助者的安全采取一定的防范措施，如封闭式的门窗护栏等。但即便是细化了儿童救助模式，如采取“类家庭”、街头救助等方式仍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儿童流浪街头，甚至被迫行乞的现象。

齐齐哈尔市破获胁迫行乞案 打击胁迫街头行乞、拐卖儿童，公安机关首当其冲。2009年12月11日，齐齐哈尔市公安局龙沙公安分局治安大队用6小时成功打掉一以暴力手段胁迫组织未成年儿童乞讨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3名，解救未成年儿童4名。

现任齐齐哈尔市彩虹派出所教导员李维民当年参与负责破获了这起案件。“当时，市局副局长、龙沙分局局长马佳泉检查工作途经市中环广场时，看到一个身着单薄内衣的小男孩跪地乞讨，马佳泉立即责成分局治安大队介入调查。”

随后，民警相继发现爱格广场门前和永青市场门前均有未成年儿童跪地乞讨，儿童身体无残疾、穿着较整洁，乞讨时间和地点相对固定、乞讨方式较有规律。初步判断，儿童受人控制。深入核实后，民警了解到操控这些未成年人的是一个由幕后组织者王岩（化名）及其女友张某、表弟唐某等人组成的团伙。

2009年12月11日18时许，乞讨团伙的“老大”出现在招待所门口时，被民警当场抓获。经讯问，犯罪嫌疑人供述自己2008年底以来，与其女友、表弟以暴力、胁迫手段先后组织8名未成年儿童（其中14岁以下3名，14-16岁5名）在齐齐哈尔市各车站、闹市区及大街小巷进行乞讨的犯罪事实。

街头行乞已成帮立规据哈市救助管理站统计，目前哈市职业乞讨者在120至150人之间。这个乞讨“军团”分为“安徽帮”、“甘肃帮”和“山东帮”等帮派。其中的“甘肃帮”多用小孩做“道具”沿街乞讨；众多帮派中，较残忍的是“安徽帮”，他们多在地面写下“痛苦往事”，用自己残疾的肢体博取路人同情，这其中也不乏残疾儿童。

乞讨大军内部设置了一定的规章制度。在齐齐哈尔警方破获的胁迫儿童行乞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就给那些乞儿设立了苛刻的规章制度。

“这些孩子大都是在外流浪的，被犯罪嫌疑人盯上后，便通过引诱，比如提供吃喝、住宿等方式接近孩子，一旦孩子被控制，便成了赚钱的工具。”齐齐哈尔市警方介绍，犯罪嫌疑人制定了严格的“乞讨制度”，即每两人分组外出，互相监督，在指定的地段跪在地上哭述自己的“凄惨故事”，利用路人的怜悯心理讨要钱财；乞讨时间从早8点到下午4点，没有休息日；每个孩子一天必须完成45元的乞讨“任务”，少了就要受罚，要么不准吃饭，要么通宵罚跪罚站，甚至拳打脚踢；孩子们讨要到的钱必须如数上缴，不得“贪污”。在乞讨过程中，孩子还要受监视。为节省开支，孩子们被迫挤在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房间，每天只给吃早、晚两顿饭。

无独有偶，记者在2009年5月末，利用一周的时间跟踪调查了哈市一伙自称来自甘肃省岷县的乞丐时，也发现了类似这种被人控制的乞丐团体。

这一乞丐团体以道外区太平北四道街一片棚户区为“老巢”，当时在当地民警配合下，记者走进住处时透过窗户看到，几名妇女抱着孩子，边吃饭边闲聊。但当屋里人听到有动静后便默不作声，并立即关了灯。记者试着推房门，却怎么也推不开，原来门已被人从外面上了锁。借着手电的光，记者发现室内几人藏在床下，而且还用纸壳遮住了脸。

根据刑法相关规定，“以暴力、胁迫手段组织残疾人或者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乞讨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一条中也明确规定了，胁迫、诱骗或者利用他人乞讨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

但受利益驱使，不法分子仍铤而走险，拐卖儿童、转卖或胁迫其行乞在全国不少城市屡见不鲜。近几年，全国警方在破获的不少案件中也逐渐发现了拐卖儿童的一条利益链条。

拐卖集团的利益链条据资料显示，上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四川省贩卖人口活动十分猖獗。仅1999年上半年共发生拐卖人口案件2478件，其中儿童居多。一段时间内，贵州、云南、广西和四川等地区男童贩卖异常活跃。人贩子之间的讨价还价开始形成一整套“暗语”：在南方，对被拐儿童以“货名”相称，一般将男孩、女孩分别称为“正品”、“副品”，婴儿年满一月称“一两”。在北方，男孩、女孩则分别被称“大货”、“小货”。

2009年，福建晋江市公安局、长汀县公安局分别与云南警方联手破获了一起特大跨省拐卖儿童案件。两个专案组的刑警分析说，这些贩婴集团内部分工越来越明晰，形成了诱骗、收购、运送、“零售”等“一条龙”的拐卖链条。一般一个男婴可以卖到13000元至20000元。贩婴集团的犯罪手段更加隐蔽化和智能化，突出表现在运送、联系、出手3个环节中。由于贩婴集团大都找哺乳期妇女运送婴儿，这些被贩卖的婴儿没有一个是在运送途中被发现的。各环节中一般不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大都用手机单线交易。在“零售”环节，一些人贩子伪装成“落难夫妇送小孩”的形式，使拐卖儿童犯罪批上合法外衣。一些人贩子装扮成夫妻，介绍自己是外地来晋江打工的农民，生了小孩抚养不起只好送人。一般他们会要求收养的人家送他们一定的“哺乳费”，或谎称妻子生病急需现金，甚至还会出具亲生父母的“出让书”。

2009年8月22日，广东揭东警方在公安部督办下破获了“7·07”特大拐卖男婴系列案，横跨云南、广西、广东等省份的特大拐卖男婴犯罪团伙的11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落网。据调查，12个被拐男婴是从2008年5月开始陆续从外省买来的，其中最大的不足一个月，最小的出生仅10天。专案组民警在云南查探时，被告知云南警方在打击一“卖孩子的地下市场”过程中发现了很奇怪的现象：该地下市场交易的婴儿很多都是被亲生父母卖掉的，甚至有人说出“卖猪不如卖孩子”的话。

据此分析，“7·07”特大拐卖男婴系列案中的孩子很可能是亲生父母卖掉的。很简单，一般不足月的小孩会有专人看着；此外，一个孩子丢了，父母应该报警，但DNA库里没有这12个男婴的报警丢失记录。

此次微博发起的全国范围内关注街头乞儿行动，也爆出安徽阜阳农村拐卖虐待儿童成风，逼迫儿童乞讨已发展为利益链条。据当地人士爆料，“大约从1993年开始，阜阳市太和县宫集镇宫小村的村民即陆续开始在邻村、邻县甚至邻省物色年龄尚小、智力正常的儿童，对这些儿童肢体进行摧残，令其残疾后，将他们带到全国各地乞讨，从宫小村走出去的残疾童丐足迹遍布全国，近在太和、阜阳、合肥，远则到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成都、哈尔滨等大城市……在当地，农民们俨然把带香（带儿童出门乞讨）作为一条致富之路，不少村干部也参与其中。”

专家：正因为买主对儿童的需求大，人贩子拐卖儿童的驱动力也就越大。而在现行“打拐专项斗争”中，警方通常只打击人贩而不打击买主，哈市相关专家建议，对于买主也要进行严惩，增加买主的违法成本，才能够真正压缩拐卖儿童的市场空间。

打击人贩严惩买主

不可忽视的是，很多孩子被拐卖与其监护人生存状态有很大关系，因家庭经济条件差，像不少农民工子女无钱上幼儿园，几岁大的孩子自己在路边玩，无人管护，加之人员流动性大，居民混杂，给人贩子提供了可乘之机。

“儿童家庭教育工作也是消除街头流浪儿童的关键。家庭破裂或残缺、父母外出打工、家庭教育不当、生活贫困等因素最终导致大批流浪儿童产生。”省妇联儿童工作部有关负责人说，毫无疑问，家庭问题的社会化，缺少关爱而流落到社会的儿童也为拐卖等违法活动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如何从家庭这一根源上遏制儿童流浪、走失等现象显得至关重要。

农村留守流动儿童是最需要关注的特殊儿童群体之一。他们的健康成长，关系着儿童整体素质的提高，关系着广大家庭、广大农民群众切身利益，关系着新农村建设和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根据近几年统计数据显示，留守儿童为129884人。“关注和解救街头乞儿有利于保障儿童权益，他们有享受教育和被保护的权利。”省妇联儿童工作部工作人员如是说。省妇女儿童基金会理事长孙玉才也强调，对于那些缺乏法律意识、剥夺孩子教育权利的父母，或“养父母”应从司法方面给予严厉惩治。